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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私人保镖

    近期热播的电影《十月围城》,引发了一轮“孙中山热”。虽然影片讲述的故事只是虚构的想象,但是轰轰烈烈的电影情节却从侧面反映了孙中山惊险人生。
  
    在伦敦被绑架

    19世纪末,以推翻清廷为己任的孙中山,被清政府悬赏通缉。

  1896年9月23日,孙中山乘坐“麦竭斯底”号轮船,从美国纽约出发,赶往英国利物浦。清政府驻美公使杨儒获悉其行程后,立刻电告驻英公使龚照瑗:“孙文于九月二十三日礼拜三,搭‘麦竭斯底’号轮船至英国黎花埠(今利物浦)登岸。”

  龚照瑗接到电报后,立即派使馆参赞——英国人马格里,前往英国外交部,要求英国政府协助缉拿孙中山。但这一要求被英国外交部拒绝。龚照瑗一计不成,又心生一计,派侄子龚心湛与马格里找来的私人侦探,一起从英国首都伦敦潜往利物浦,跟踪孙中山。

  9月30日,孙中山抵达利物浦,并于当晚乘火车到达伦敦。他不知道,龚照瑗派出的私人侦探,一直在暗处盯着他。他刚刚走下火车,龚照瑗就向北京发回一封密电:“……该犯现由美到英,改洋装无辫。(英)外交部以(中)无在英交犯约,不能代拿。现派人密尾行踪。”

  第二天,孙中山来到波德兰区覃文省街46号,拜访英国老师康德黎。两人寒暄之后,康德黎在自己寓所附近,给孙中山找了一家私人旅馆住下。此后,孙中山每天都会去老师家中拜访、畅谈。一天中午吃饭时,康德黎对孙中山开玩笑说:“中国公使馆同我是邻居,你不去拜访拜访吗?”他的夫人闻言,连忙警告孙中山:“他们要是看见你,会把你抓住送回中国的。”

  没想到,几天后,孙中山真的出事了。

  10月11日,星期日。上午10点半,孙中山像往常一样走出旅馆,准备去康德黎家,和他一起去教堂做祷告。半路上,一个东方男子从后面赶上来,用英语问孙中山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。孙中山说:“我是中国人。”那人又问他来自哪个省。孙中山答说:“广东省。”那人马上称自己也是广东人,名叫邓廷铿。随后,两人用广东话聊了起来。不知不觉中,孙中山的身旁,一左一右各冒出了一个“路人”,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们。

  又走了一会儿,邓廷铿对孙中山说,自己的寓所就在附近,想请孙中山到家中小坐,叙叙乡情。但孙中山要去康德黎家,所以极力推辞。说话间,他们已经到了一栋楼房门口。邓廷铿和两名“路人”不由分说,一把将孙中山拉了进去,把他关进楼上的一个房间。

  不久,马格里走了进来。他对孙中山说:“中国总理衙门早就在等你回去了。你先在这里住几天,等安排好轮船就送你回去。”孙中山直到此时才明白,自己已被清政府驻英使馆诱捕。想要不被押解回国,他必须想办法自救。

  囚禁孙中山的那栋楼房,在一个不大的院子里,墙外就是人来人往的街道。马格里离开后,孙中山从身上找出一张纸,给康德黎写了一封求救信。他用信纸包着硬币攥成一团,隔着窗户朝马路上掷。但是,纸团落在院子里,被使馆的人捡到,交给了马格里。马格里立即派人把窗子封死,以免走漏风声。

  孙中山并没有放弃希望,一直在琢磨脱身之策。10月16日,使馆的英国仆人柯尔走了进来。孙中山突然灵机一动——多数英国人同他一样,也是虔诚的基督徒,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个机会。于是,他开始同柯尔攀谈,巧妙地聊起了基督教。很快,同为基督教徒的柯尔对孙中山的经历很是同情,爽快地同意将求救信送出去。于是,孙中山又给康德黎写了一封信:“予于前礼拜日,被华人始则施以诱骗,继则复骤加强暴,将予幽禁于中国使馆中。一二日后,使馆将特雇一船,解予回国。回国后,必被斩首。奈何?”

  10月17日下午,正在焦急打探孙中山下落的康德黎,收到了求救信。看完信,康德黎更加担心了。他匆匆地跟妻子打了声招呼,就赶往马格里家,希望得到后者的帮助——他并不知道,马格里正是诱捕孙中山的主谋之一。幸好马格里当时并不在家。康德黎遂向伦敦警方报告了孙中山被绑架之事。

  10月18日一早,康德黎再次来到马格里家,又扑了个空。他只好去找自己的好友、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孟生博士。康德黎刚刚在孟生家坐定,柯尔就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。他告诉了康德黎重要的“情报”——马格里是绑架案的幕后主使之一,不能让他帮忙!

  康德黎和孟生听完柯尔的话后,一致认为,只有英国政府出面,才能救出孙中山。二人立即赶往英国外交部。但是,当天是星期天,英国外交部的官员全都在家休息。二人只好留下口信,忧心忡忡地打道回府。

  在往回走的路上,康德黎和孟生都觉得,必须分头采取行动,以防使馆方面紧急押解孙中山出境。随后,孟生径直闯进使馆,要求见孙中山。他警告说,如果使馆方面秘密转移孙中山,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要由使馆自负。而康德黎则雇了一名私人侦探,叮嘱对方一定要在中国使馆外彻夜蹲守。接着,他连夜赶到《泰晤士报》社,向该报披露了孙中山被绑架的消息。

  第二天,康德黎奉英国外交部之命,就孙中山被诱捕一事,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。当天伦敦政府根据英国外交部的通报,派出6名侦探,监视清政府驻英使馆。

  10月22日,英国外交次长山德森致函马格里,宣布英国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,决定对此事加以干涉。同日下午,英国《地球报》的记者采访了康德黎,并以《革命家被诱捕于伦敦》为题,报道了这一消息。伦敦的其他媒体纷纷跟进,揭露中国使馆的这一丑闻。消息传出后不久,使馆门口就聚集了几千名闻讯赶来的伦敦市民。他们不断高声叫喊,要求释放孙中山。与此同时,英国外长沙里斯堡,向中国使馆发出了正式照会,要求中国公使根据国际公法和惯例,释放孙中山,“否则,英国将把清公使驱逐出境”。

  在英国政府的严密监视下,龚照瑗一直无法将孙中山偷送出去。他在发给北京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诉苦说:“孙犯已在馆扣留十三日,有犯党在馆旁巡逻,馆中人出入,亦必尾随,日夜无间,竟无法送出。外间亦有风声,船行亦不敢送,只得将购定之船退去。”

  10月23日下午,在英国外交部人员和伦敦警方的陪同下,康德黎一行来到中国驻英使馆,将孙中山接回家。英国和其他欧美国家的许多报纸,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追踪报道和评论。孙中山的名字,就此传遍了全世界。

  在南京遭行刺

  孙中山在伦敦遭绑架之后,海外华人、华侨对他的人身安全极为关注。一些习武团体或个人,纷纷毛遂自荐,不顾他的婉谢,追随其左右。

  在追随过孙中山的众多保镖中,有一对“姐妹花”。她们就是与秋瑾并称为近代中国“三女杰”的尹锐志、尹维峻姐妹。

  1911年10月10日,革命党人发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武昌起义,并取得成功。当时,孙中山正在欧洲宣传中国革命,并为此筹款。他听到这一喜讯后,立即动身,乘船回国。1911年12月25日,孙中山抵达上海。消息传到南京后,各省革命党人的代表,一致推选其出任临时大总统,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,和清廷对抗。

  此时,对革命党人来说,保护孙中山的安全,成了头等大事。

  旧上海黑社会横行,处处暗藏杀机。孙中山抵达上海的当天下午,革命党人沪军都督陈其美,意外地收到了一条令人吃惊的情报:有人企图行刺孙中山。他立即下令上海军警加强警戒,同时将情报通报给了孙中山的保镖尹锐志、尹维峻姐妹。

  12月25日下午4点,孙中山按原计划来到哈同花园,同上海各界人士会面。他的身后,跟着一位文静的女秘书(尹锐志),而女秘书的身后则跟着一个侍女打扮的“小姑娘”(尹维峻)。宴会结束后,众人走进一个大厅,观看演出。孙中山与陈其美并肩坐在前排;尹锐志就坐在孙中山身后的座位上;尹维峻则到处走动,与人交谈。演出进入高潮时,台上的一名武打演员展示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,引得全场喝彩。就在此时,尹锐志突然拔出手枪,将舞台上的两盏大吊灯击灭。尹维峻见状,立即飞身跳上舞台,摁住了那个武打演员——他正是企图行刺孙中山的杀手!原来当时演艺界有一条行规:演员在演出时,不能看台下的观众,只能专心演戏。而那个展示高超功夫的演员,开场后却频频向台下窥望,直到演出进入高潮后才开始卖力地表演,试图先吸引观众的注意力,再伺机下手。不过,他的伎俩最终被尹氏姐妹看穿,孙中山得以逃过一劫。
  
    1912年1月1日上午,孙中山乘坐火车,从上海出发赶赴南京,并于当天晚上10点举行临时总统就职典礼。第二天下午,他带着一名文职秘书,走出总统府,沿街体察南京民情。其间,尹氏姐妹混在不远处的人群中,严密观察周围的动静。在夫子庙内,孙中山看到,象征共和的五色旗,已经取代封建王朝的龙旗。触景生情的他,站在一张椅子上,开始进行他出任临时大总统后的首次演讲,呼吁废除封建等级、礼节和称谓,传播“国民是主人、官吏是公仆”的观念。孙中山侃侃而谈,市民们则奔走相告。很快,街头的人流向夫子庙拥去。

  此时,危险再次逼近了孙中山。在奔向夫子庙的人群中,藏匿着3名来自广东的刺客。他们是清廷江南提督张勋逃离南京时留下的散兵游勇。听说孙中山正在街头发表演讲,他们当即决定展开刺杀行动。他们相信,若能成功行刺孙中山,清廷一定会对他们论功行赏。此三人中,官阶最高的“哨官”(相当于连长)带着一支左轮手枪;“棚长”(相当于排长)带有一支状元梅花笔(一种锋利的兵器);“骁勇”(普通士兵)的绑腿中插着匕首。他们以为南京街头的人听不懂粤语,便肆无忌惮地商量好了分工:“骁勇”负责行刺,其余二人负责掩护。但他们没料到,懂粤语的尹氏姐妹不仅早已盯上了他们,还将他们的话听得一清二楚。

  姐妹俩互相递了个眼色,很默契地完成了分工。尹锐志负责对付“哨官”和“棚长”,尹维峻盯住“骁勇”。“骁勇”离开同伴后,尹锐志立即走到两名刺客面前,双手齐出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夺下二人的手枪和状元梅花笔。跟踪“骁勇”的尹维峻则发现,对方似乎有些功夫,便决定智取。她乘“骁勇”不备,将其绊倒在地,并眼疾手快地抽走了他身上的匕首。不一会儿,“骁勇”挤到了孙中山的身边,伸手去摸绑腿,却发现匕首已不翼而飞。他吓得掉头就跑,哪里还顾得上动手!

  临时政府陆军部长黄兴得知此事后,高兴地称赞尹氏姐妹为“革命女侠,民国功臣”。

  在日本躲暗杀

  1912年,孙中山将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,让给了袁世凯,以换取其反清。但袁世凯很快就露出了专制独裁的真面目。1913年3月20日,他派人刺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。此后,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,主张用武力讨伐袁世凯。但不足两月后,讨伐行动宣告失败,孙中山被迫南下广东。

  袁世凯得到消息,立即电告香港情报人员暗杀孙中山。电文中说:“匪首孙文,前日乘德公司船赴粤,望速密商宝璧等舰,佯往欢迎,接赴粤省,诱上舰后,出口处死沉海。执行人员除补官赏勋外,并奖洋十万元。”

  1913年8月3日,孙中山乘德国轮船“约克”号到达福建马尾。了解袁世凯政府内情的日本驻华领事馆武官多贺宗之少佐,上船面见孙中山,告之福建不宜久留。他建议孙中山改乘日轮“信浓丸”,经台湾转赴日本。孙中山接受了建议,于次日抵达台北,下榻于梅屋敷(现台北中山纪念馆)。当时的梅屋敷,是一家日本料理店。孙中山在此居住期间,受到日本警方多方·········· 保护,外人都不知他的行踪。

  8月5日,孙中山离台前往日本。其间,日本政府曾致电台湾总督,要他劝孙中山转往日本以外的其他地方,但被孙中山拒绝。途中,他曾通过电报告诉日本友人犬养毅、头山满等人:“希在日暂住,俾便指挥。”

  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,见劝说无效,准备接受袁世凯的要求,不准孙中山登陆并要逮捕他。但是,和孙中山交好的犬养毅认为,日本政府不该因孙中山暂时的失败而冷待他,所以他决定亲自去找山本首相进行交涉。

  8月9日,孙中山抵达日本神户港。神户水上警察署的事务长,带领警队登船搜查。船长郡宽四郎是孙中山的旧友。他机警地让孙中山躲进船长办公室的一间小屋内,然后若无其事地把事务长请进办公室喝茶。3个小时过去了,警察们一无所获,只得悻悻地下船离开。孙中山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过了这一关。

  几乎与此同时,在犬养毅的劝说下,日本首相最终同意孙中山上岸,但要求他不能公开走动。

  但是,危险仍然没有消失。袁世凯在孙中山乘船离开福建时,就已发出密令,要求驻日大使馆组织暗杀团,在孙中山抵达日本后实施暗杀行动。一时间,刺客们四处活动,到处探听孙中山抵达日本的确切消息。

  8月17日,孙中山在几名日本便衣警察的护送下,辗转来到了日本首都东京。

  在东京期间,孙中山隐居在头山满家隔壁的一座住宅内,4名便衣警察与他同住,不分昼夜的保护他。所有来探望他的人,必须先经过头山满家的一个通道,然后由便衣警察征求孙中山的意见,“如同意见面……(访客)接受便衣警察的搜身,看是否暗藏有凶器及危险物品等,完毕后,再脱鞋……穿过十二三张榻榻米的走道,到孙文房间的外面,通报一声,打开房门,再进到孙文的房间。”

  孙中山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,在东京住了两年零九个月,成功地避开了袁世凯的暗杀。

  在广州遇叛变

  在孙中山遭遇过的暗杀事件中,最惊险的一次发生在1922年。

  当年6月中旬,广东军政领袖陈炯明背叛革命,决定发动叛乱。他秘密发出手令:16日凌晨3点进攻孙中山的官邸,凡捉住孙中山的官兵,奖赏大洋20万。

  6月15日,从下午5点到晚上11点,孙中山就不断接到陈炯明要发动叛变的报告,但他一直不相信,坚决不肯撤离官邸。16日凌晨2点,官邸内的卫士们清晰地听到了叛军集合的号声。在反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,卫士们强行给孙中山换上一件白布长衫、戴上一副墨镜,将他装扮成医生模样,在两名卫士的护送下离开。

  当时,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有孕在身,不便同行。离开前,他特意安排两名可靠的卫士负责保护夫人。

  拂晓前,叛军开始攻击孙中山的官邸。仅仅五十余人的卫队毫不畏惧,一直坚守到下午4点。但叛军仗着优势兵力,发动强攻,最终从后门攻入。突围时,两名卫士由于过于紧张,竟将宋庆龄带进了陈炯明部队一个军官的住所。幸好这名军官富有正义感,帮助宋庆龄脱离了险境。但是经过这次奔波,宋庆龄腹中的孩子不幸流产。

  在攻破孙中山的官邸前,守在外面的叛军,一直在等着孙中山乘车出来,以便进行狙击。但直到冲进去后,他们才发现,孙中山和宋庆龄都已逃脱。

  陈炯明发动叛变,意味着广东也成了不宜久留之地。两个月后,孙中山离开广州,取道香港转赴上海。途中,他对身边的随行人员说:“一息尚存,此志不懈。”果然,仅仅半年后,孙中山的军队就重新杀回广州,夺回了对广东的控制权。
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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